世遗来了丨海丝之路,福建元素下西洋

福州身边那些事

  蓝色的底版,意象纯净、安详、广阔。福船,装满梦想,起航。层叠起伏的波涛,承载奔涌的激情,薪传不绝。一处港湾,一湾帆樯,一片云彩,一座丰碑,融合成一汪文化的海洋,弥散古香的线装书里,有西域的风。从汉代“旧交趾七郡献转运,皆从东冶,泛海而至”的福州港,到元代的“东方第一大港”泉州港,到明代的漳州月港,回音壁上,历史的潮声,仍然唱着滔滔向前的歌。

  18世纪,中国的日用物品、家居装饰、园林建筑及生活礼俗一度风靡欧洲,形成一种特殊风尚,人称“中国热”。福建的茶叶、瓷器由此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。

  “茶的英文名‘Tea’,正是由厦门方言‘Te’转音而来的。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卢美松说,在18世纪英国的一些诗刊中,武夷茶名也被当作诗的韵脚,可见武夷茶当时已被铭刻在英国人的心坎里。而早在明代,德化生产的象牙白瓷已流传到欧洲,受到欧洲鉴赏家的高度评价,号称“中国白”。

  历史上,福建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出海口。唐宋以来,福建“海丝”贸易长盛不衰,海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,从而成为福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特别是在宋元时期,随着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及当政者的重视,福建的海外贸易高度发达,东至日本、朝鲜,西达印度、波斯、中亚细亚乃至非洲东海岸,南抵东南亚诸国的广袤区域,都与福建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。元代的泉州,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,更被后人誉为“世界宗教的博物馆”,恰与宗教战争盛行的欧洲中世纪末期相对应。

  即便在明清朝廷准许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交往中,福建依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——明朝准许开放福州口岸,单独与琉球国进行朝贡贸易;明隆庆元年(1567年),朝廷在漳州月港(今海澄)部分开放海禁,月港遂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,福建与东、西洋的交往更加频繁。

  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,每次都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候风放洋。在下西洋的队伍中,绝大多数官兵是从京师、直隶和福建3个地区的卫所中抽调而来的。“福建官兵熟悉水性,适应海洋军旅生活,成为舰队的主力军。”卢美松说,郑和的副手王景弘是福建宁洋(今属漳平)人。郑和七下西洋,病逝于印度古里,是王景弘率船队归国的。后来,他还单独率船队第八次下西洋。王景弘与郑和一样,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、外交家。

  郑和舰队的许多船舶是在福建建造的。清道光《重纂福建通志》记载:“(明)永乐七年(1409年)春正月,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,造巨舰于长乐。”

  古代福建盛产松、杉、藤、棕、铁、生漆、桐油、苎麻、蛎灰等物料,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。春秋战国间,一部分吴越人流徙入闽并带来先进的造船技术。到了秦汉时期,闽越族即擅长制舟和驾舟。西汉景帝三年(前154年),吴王刘濞遣人在今长乐造船,所在地因而得名“吴航头”。三国时期,孙吴在今福州设置典船校尉,又在今霞浦设置温麻船屯,所造海船有五层舷板,故此得名“温麻五会”。东晋末年,卢循义军创制新船型“八艚舰”,此即后世所谓的“水密隔舱”结构。义军残部浮居闽南沿海,又造出“了鸟船”,后经改进演变,成为福船的早期雏形。

  福建造船技术长期居于全国前列,直至明末清初,泉州、漳州一带的海船制造技术继续发展,郑成功一家三代所拥有的海船在当时不仅船体巨大,而且性能优越,多次打败当时海上强国荷兰人的殖民舰队。

  明代福建的官营和民营造船遍布于滨海区域和内河流域,福州、兴化、泉州、漳州、福宁等滨海之地则是造船业的中心地区。按照明朝政府规定,如新造海运船只,须在产木、水便的地方,差人打造。福州由于闽北木料沿闽江而下,不仅成为全省战船建造中心,而且也是官用民船的建造基地。

  著名的郑和宝船就是采用福建沿海一带常见的福船船型。福船尖底、阔面、水密,适于深海远洋航行,为当时中国航海木帆船的四大船型之一(另有沙船、广船和鸟船),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船型之一,明朝出国使臣(如册封琉球使)乘坐的官船均为福船型海船。

  郑和舰队在长乐太平港休整期间,船上的火器、弓弩、刀牌等兵器多由福建都司辖下的3个“成造军火器局”提供。出征人员多达2.7万人,后勤人员也相当可观。他们在太平港驻扎,要消耗大量粮食;出征后还要带上足够两年使用的日用品(粮食、盐、糖、油、酱、茶、酒、烛、炭等)。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福建地方提供的。

  郑和下西洋,还肩负着商业贸易的使命。船队携带大量中国特产商品,换回宫廷所需的奢侈品。据记载,郑和船队带有大量丝织品、印花布、瓷器、铜铁器,以及雨伞、草席、樟脑等40多种商品,其中不少是福建生产的。

  大批福建人随郑和出使远航,有些人留居东南亚各地,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南洋。菲律宾东苏禄的白丕显墓,就是中菲交流的重要历史遗迹。白丕显,又称白本头,泉州人,随郑和船队到苏禄后,娶当地摩罗族女子为妻,留居不返,当地人称“本头公”,后被奉为菲律宾华侨的先驱。

  明宣德五年(1430年),郑和预备最后一次下西洋,他亲自撰文刻碑,立石于江苏刘家港天妃宫内,即《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》;次年春,船队驻泊长乐等候季风之际,郑和修造天后宫,并立《天妃灵应之记》碑。两通碑文概括了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及与妈祖有关的事迹。

  福建是妈祖信仰的发祥地,莆田湄洲岛是世界妈祖信徒朝拜的圣地,莆田自然成为妈祖信仰的核心区域。早在宋代,“妃庙遍于莆,凡大圩市、小聚落,皆有之”。明清时期,妈祖庙已遍布八闽大地。据统计,清末民初有文献记载的妈祖庙就有296座,未记载者更多,估计在1000座至1500座之间。

  “显然,妈祖信仰作为郑和舰队的精神支柱,对于稳定军心、抚慰心灵、鼓舞士气、树立克服艰险的必胜信念,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。”卢美松说,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成功,推动了华人移民海外的热潮。移民的播迁,又把妈祖信仰散布到世界各地。

  “有海水的地方,就有华人;有华人的地方,就有妈祖”。比如,现今马来西亚天后宫约有150座,最著名的是马六甲的青云亭、宝山亭等。青云亭建于1673年,原名观音亭,正殿供奉观音,左坛供关帝,右坛供妈祖,是全马最早供奉妈祖的宫庙,整座建筑以楠木建成,规模宏大,富丽堂皇;宝山亭建于清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相传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过此地,故庙中供奉着郑和、福德正神和妈祖的神像。

  “福建侨民对家乡文化有深厚的感情,他们在海外建造的庙宇、住宅的建筑风格,如同他们的服装式样、饮食品种以及节日礼俗一样,都保持着故乡的风貌,并不断为当地文化所吸收融合。”卢美松说,由此可见,福建华侨不仅推动了海外诸国与福建的经贸往来,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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